2020年初,湖北潜江，这座以小龙虾闻名于世的江汉平原城市，与全省一同陷入新冠疫情的风暴中心，当物理空间被隔离，一种特殊的声音形态却穿透封锁，回荡在街头巷尾——这便是被当地民众称为“电视祝阵”的独特文化现象，它并非官方术语，而是民间自发对特定时段地方电视台滚动播放的抗疫歌曲、鼓舞节目的形象称谓，这声波构成的“阵”，既是祝福的阵列，也是精神的战阵，在至暗时刻织就了一张覆盖全域的情感安全网。

“电视祝阵”的诞生，根植于潜江深厚的地域文化肌理，潜江地处楚文化腹地，自古巫风遗韵中便有以歌谣驱疫禳灾的传统，明代潜江学者刘垓在《潜江风土记》中记述：“乡人遇疫，则聚于社，歌《傩》以逐疠。”这种集体声乐仪式，在现代化语境中转化为大众媒体的公共播送，疫情初期，信息的不确定性加剧了公众焦虑，潜江电视台迅速调整编排，将原有娱乐时段转化为“抗疫歌曲联播”，《坚信爱会赢》、《武汉伢》等作品循环播放，穿插本地文艺工作者创作的《潜江，坚强的城》，节目编排形成固定板块，每晚黄金时间准时“布阵”，成为许多家庭的精神锚点，一位退休教师回忆：“那时窗外寂静得可怕，但电视里的歌声一响，心里就踏实了，知道我们没有被遗忘。”

从传播学视角审视,“电视祝阵”构建了一个突破时空局限的“虚拟集体情境”，德国社会学家哈贝马斯的“公共领域”理论在此呈现出中国基层的独特形态：电视屏幕成为临时性的公共广场，歌声取代了面对面的交流，却同样完成了社会整合的功能，它创造了心理学家所称的“共享情感时刻”，让分散在各自居所的数十万市民，在同一旋律中体验共鸣，这种声波覆盖具有仪式性的强制力——除非关闭电视，否则难以回避，而选择不关闭，便意味着主动参与这场集体仪式，传播学者凯瑞曾指出“传播即仪式”，在此得到了生动印证：传播的内容或许被重复收听而淡化，但每日准时收听的仪式行为本身，强化了社会归属感，对抗了隔离带来的原子化倾向。

“电视祝阵”的歌曲内容，精心平衡了多重话语体系，国家级抗疫歌曲传递宏观叙事，建立与全国战“疫”的共同体认同；方言元素的本地创作，如融入潜江渔鼓调式的改编歌曲，则唤醒微观的地域认同，歌词文本分析显示，高频词包括“家”、“守候”、“曙光”、“同心”等，构建了“家园守护”的核心意象，音乐形态上，多采用进行曲的节奏感与合唱的磅礴感，避免哀婉曲调，刻意营造正向情感动员，这种声音设计实则为一种“听觉秩序”的建构，用以对抗外界信息的混乱无序，法国思想家阿达利在《噪音：音乐的政治经济学》中认为，音乐是对混乱的驯化，是“创造、引导噪音的仪式”。“电视祝阵”正是通过有序、循环、充满希望的声波，试图驯化疫情带来的社会心理“噪音”。

这一现象也折射出中国基层治理中“情感治理”的智慧，在物理防控的“硬措施”之外，“电视祝阵”代表了一种“软性嵌入”，通过文化符号的持续供给，维系社会情感稳定，它不同于自上而下的单向宣传，因其成功触发了民众的主动接收与意义再生产，社交媒体上，潜江市民录制电视歌曲片段并配上自家窗口景色的短视频，形成二次传播；社区微信群中，居民讨论当晚播放的歌曲，分享感受，媒介理论家亨利·詹金斯所说的“参与式文化”在此显现：官方媒体提供文本，民间完成扩散与情感注入，这种互动模糊了传播者与接收者的边界，形成了特殊时期的“情感共同体”。

当疫情渐趋平稳,“电视祝阵”逐步淡出日常编排，但它留下的声波记忆，已沉淀为城市集体创伤修复的一部分，后疫情时代，潜江电视台将部分抗疫歌曲融入地方文化档案节目，使其从应急性的“阵”转化为常态化的文化记忆载体，2022年潜江龙虾节开幕式上，交响化改编的抗疫歌曲旋律响起，台下许多观众悄然泪目——声音成为了打开记忆闸门的钥匙，也见证了从危机到平复的情感历程。

“电视祝阵”作为非常时期的特殊媒介现象，其意义远超娱乐或宣传，它是古老禳灾传统在现代社会的媒介化转生，是声波在物理隔离中重建社会联结的卓越尝试，它证明了，在最严峻的考验面前，人类不仅需要物质的防线，更需要构筑精神的“声波防线”，这条防线无法用数据衡量其效率，却真实地参与了千万个体的心灵疗愈，成为一座城市在无声战斗中，最温暖、最坚韧的背景音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