辽宁营口因疫情防控不力启动追责问责程序，相关领导干部受到严肃处理，消息一出，舆论场上既有对问责果断的肯定，也不乏对“事后追责”模式的审思，这场问责风暴，恰如一面多棱镜，折射出中国在超大规模社会治理中面临的深层挑战——它不仅是针对一次疫情处置的“事后清算”，更是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中一个极具象征意义的节点，我们迫切需要清醒认识到：问责本身并非终极目的，如何将问责的压力转化为制度优化的动力，推动治理模式从事后惩戒向事前预防、事中精准调控的系统性升级，才是这场风暴留给我们的核心命题。

回顾营口疫情，暴露出的问题具有典型性：初期响应迟滞、信息传递梗阻、资源调配失当、基层执行僵化……这些看似孤立的环节失效，实则是治理链条在压力下的系统性承压表现，传统治理模式习惯于“事后算账”，虽能迅速平息舆论、彰显决心，却难免陷入“头痛医头、脚痛医脚”的循环，若问责止步于处理几个责任人，而未能触及导致失误的机制根源，那么类似场景很可能在不同时间、不同地点再度上演。每一次严厉的问责，都应当成为解剖治理体系“病理”、推动制度深层变革的宝贵契机。

将问责压力转化为治理提升的动力,关键在于实现三大转向：

是从“权力问责”向“制度问责”的转向。 当前问责多依据结果倒查个人责任，这固然必要，但更需向前追溯，审视是哪些制度漏洞或机制僵化限制了决策与执行的有效性，是否信息报送层级过多导致贻误战机？是否应急预案照搬模板而缺乏本地化实操性？是否部门权责不清形成协调壁垒？问责的刀锋，应精准划向这些束缚治理效能的制度绳索，推动建立更科学明晰的权责清单、更扁平高效的应急指挥体系、更鼓励担当作为的容错纠错机制。

是从“事后惩戒”向“全程防控”的转向。 现代风险社会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具有极强的不确定性和复杂性，治理的重心必须前置，投资于日常的监测预警能力建设、基层公共卫生体系的夯实、专业人才队伍的培养、常态化演练的落实，问责的警示作用，应促使各地将资源更多投入到这些“看不见”的基础工作中，构建起灵敏的“早期发现-快速评估-有效预警”的防火墙,从根本上降低重大风险爆发的概率与危害。

是从“行政主导”向“多元共治”的转向。 疫情应对是对全社会动员能力的考验，问责反思应推动打破政府包揽的惯性，思考如何更有效地激活市场力量、专业机构与社会组织的能力，构建信息共享、资源整合、行动协同的伙伴关系，如何规范引导社交媒体在信息传播与舆情收集中的作用？如何将物流企业、零售网络更高效地纳入应急保供体系？多元共治非但不会削弱政府权威,反而能增强社会应对危机的整体韧性。

营口的问责，是一个沉重的句号，更应是一个深刻的冒号，它警示我们，治理现代化绝非一蹴而就，而是在一次次应对危机、反思不足、完善制度中艰难前行，真正的进步，不在于是否处理了责任人，而在于我们能否从每一次代价中，学到足够多的东西，让制度的篱笆扎得更紧，让防控的网络织得更牢，让人民的生命健康守护得更周全，这，才是问责背后更深远的期待,也是中国迈向更高治理水平的必由之路。